鹑之奔奔，鹊之彊彊。人之无良，我以为兄！
鹊之彊彊，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
《诗序》谓此诗为“刺卫宣姜”之作。《诗集传》说此诗是：“卫人刺宣姜与顽，非匹耦而从也。故为惠公之言以刺之。”还有人认为，这首诗是讽刺卫宣公的作品。今人金启华《国风今译》解释这首诗是：“女子对坏男人的斥责。”较能令人信服。今从诗意究之，此诗应是一首民歌，诗人是一位女子，她唾弃那被她尊重，却品德败坏的男人“鹑鹊之不若”。意思是鹑鹊尚知居则常匹，飞则相随的道理。而这位被她尊敬的男人，却败坏纲常，乱伦无道，肆意妄为，是一个禽兽不如的东西。而她却一直把他当作兄长、君子，岂知他并非谦谦善良之人，长而不尊，令她感到非常痛心。于是，她一怒之下，做诗斥之，以舒其愤。籍此，我们可以推测，此诗可能是一位被玩弄的女子遭受伪君子欺辱之后的愤恨之作；也可能是一位遭弃的妇人对其丈夫朝三暮四，甚至败坏天伦的行为的痛斥；或者是一位女子对其丧失道德的近亲兄长的唾骂；如若再生发一下，还有可能是一位妓女对自己所听信的一位善于游戏于花丛中的薄情男子的怨愤之作。总之，无论作何推想，此诗的主旨都应该立足于“女斥男”的根本之上。
全诗以比兴手法，告诫人们鹑鹊尚知居有常匹，飞有常偶，可诗中的“无良”之人，反不如禽兽，而她还错把他当作君子一样的兄长。作者据此，将“无良”之人与禽兽对待爱情、婚姻的感情与态度，构成了一种强劲的反比之势，加强了诗歌的批判力量。全诗虽然只有两章八句，并没有直接对男性主人公的形象进行任何客观的描写，却能使其形象非常鲜明而且突出。这根源于诗歌本文所构筑出的剧烈而又异常强大的情感落差，此种落差来源于人与禽兽对待异性配偶的不同态度，这种态度的不同造成了这种巨大而有悬殊的逆向对比关系。从而使男主人公的恶劣形象直接迎面袭来，令人不寒而栗却又厌恶透顶。诗歌上下两章前两句完全一样，只是位置发生了改变，却能给人造成一种回环与交错的感觉。每章后两句，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避免了反复咏唱时容易引起的单调的感觉。这对这种重章叠句的诗歌来说，应该是《诗经;国风》中的一种重要的艺术策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