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饮滁水而甘。问诸滁人，得于州南百步之远。其上则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与滁人往游其间。
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尝以周师破李景兵十五万于清流山下，生擒其皇甫辉、姚凤于滁东门之外，遂以平滁。修尝考其山川，按其图记，升高以望清流之关，欲求辉、凤就擒之所。而故老皆无在也，盖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所在为敌国者，何可胜数？及宋受天命，圣人出而四海一。向之凭恃险阻，铲削消磨，百年之间，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欲问其事，而遗老尽矣！
今滁介江淮之间，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以乐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养生息，涵煦于百年之深也。
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间，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因为本其山川，道其风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
夫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遂书以名其亭焉。

　　稍后于欧阳修的著名文学家苏轼，在他的《教战守策》一文中写到了人民的安乐生活，但他有自己的忧虑：“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数十年之后，甲兵顿弊，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苏轼居安思危，在和平安定的年代，想到国家和人民所存在的不利因素，这当然与他生活的社会背景有关，但也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清朝乾嘉年间著名学者洪亮吉，在他的一篇题为《治平篇》的文章中，也写到了处于安定时代人民的快乐，但同时他又发现了新的问题：“人未有不乐为治平之民者也，人未有不乐为治平既久之民者也。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国家安定，人民安居乐业，是人心所向，但人口却会因此增加，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这种见解独到而可贵。其实，不论是苏轼，还是洪亮吉，他们和欧阳修的观点从根本上讲是一致的，也就是要珍惜和平安定的生活，想方设法使其保持久长。